如何规制源自网络空间的黑恶犯罪

2019-11-19 09:34:51编辑:admin

作者:李国,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

目前,反黑反恶专项斗争正处于从全面推进到深度推进的发展和转型阶段。中央政法委员会提出有针对性地扩大打击力度,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打击网络领域的黑恶势力。然而,一方面,由于技术壁垒的降低,网络黑灰色产业链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容易,网络空间面临失衡和无序的危险。另一方面,关于网络恶势力犯罪的构成和特点,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共识不足。为了有效消除网络邪恶势力,应根据网络邪恶势力的特点,建立新的应对思路和治理策略。

9月11日,由国家检察院和中国犯罪学学会主办的“发山”沙龙影响力案(三期)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高人民检察院、部分高校的40多名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围绕网络犯罪的监管打击、法律规制、治理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网络空间中黑色与邪恶犯罪的特征与形式

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岳向阳指出,在专项打击犯罪和反邪恶运动开始之前,网络水资源和黑人公共关系一直非常活跃。网络犯罪本身具有成本低、收益高、传播快、隐蔽性强的特点,导致其应用日益广泛。网络恶势力的行为经常挑战法律权威,劫持舆论,影响社会稳定。2018年由“两高两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黑恶势力办理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将互联网上的黑恶势力列为重点打击领域之一,这是对互联网上黑恶势力混乱局面的有力回应。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邪恶应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改善社会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院检察官曹红红指出,目前网络犯罪主要表现为恶意诽谤、黑色公关和网上贷款。具体形式有三种:第一,利用信息网络发布、删除负面或虚假信息、侮辱、诽谤和骚扰他人。第二是利用信息网络威胁他人并强迫交易。第三是利用信息网络威胁胁迫他人,要求公共和私人财产。邪恶势力在互联网上犯下的罪行具有偏远、帮派、分工明确、跨地区、受害者众多和涉及金额巨大的特点。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徐州认为,非法网络公关的兴起有多种社会文化背景。从通信技术的演进来看,其实质在于通过观点竞争、利益博弈和意识形态斗争实现话语权的非法表达。网络黑色公关利用不对称信息传播虚假信息和别有用心的动机误导网民。他们将自己的认知、态度、情感、观点和行为聚集在虚拟空间的更大范围内,进行话题猜测、管理营销和目标攻击。这种基于群体利益和个人目的的网络行为不仅强化了网民的负面认知,强化了群众的意见和意愿,也疏远了群体协商的氛围,污染了公共空间环境,增加了社交媒体的风险。

网络空间打击黑恶犯罪的难点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检察长陈雷介绍了他处理的一起“网络水军”有偿发帖案件的事件、关键事实和核心纠纷。他指出,对这类案件的调查在确定主观知识、检查虚假信息、计算交易金额、提取电子证据以及合作处理跨区域案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它消耗了大量有限的司法资源,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和业务层面的指导。

中央网络信息办公室网络审查局彭锋(Peng Feng)认为,应该区分两个概念:“黑与恶犯罪的联网”和“黑与恶犯罪的联网”。前者是指黑恶势力利用网络实施传统犯罪,后者是指在网络生态环境中滋生的黑恶势力犯罪。司法机关难以取证、立案和惩治网络犯罪。与此同时,基于网络的黑恶犯罪往往与错误的社会意识交织在一起。他们通过网络掌权。二者之间的弱相关性导致在认定黑恶犯罪时如何认定行为主体也是法律适用的一个难题。

曹红红指出,就司法实践而言,目前处理网络犯罪案件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完全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滋扰、勒索、侮辱、诽谤等行为能否被认定为网络犯罪?它和违法犯罪有什么区别?其次,很难识别网络犯罪的有害和行为特征。第三,在应用传统的案件处理模式处理网络犯罪方面存在制约因素。第四,传统的证据和证明标准有时会限制打击网络犯罪。

网络空间黑恶犯罪的法律规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虽然网络犯罪与线下犯罪有不同的特征,但二者的共性大于个性,互联网也不比法网大。在共性的基础上,探索司法鉴定的根源,解决司法鉴定中的疑难问题:将“知而不知”纳入“知”的鉴定中,造成更大持续心理痛苦的软暴力应该是暴力,应该以新闻事实为依据检查信息的真实性,应该颠倒举证责任,解决证据问题。通过引入惩罚性赔偿、强化行政义务、完善刑事立法和对失信行为采取惩戒行动,将建立一个全面、立体的民事、行政、刑事和信贷责任体系来规范网络犯罪。此外,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长臂管辖权原则,扩大网络犯罪的属人管辖权。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授卢建平认为,软暴力概念的出现和安全制裁的嵌入导致了刑法的逐渐软化。刑法的面貌已经从极其僵硬变成软硬兼施。相应地,刑法的调整范围也在扩大。尽管如此,现有刑法理论仍然无法应对传统犯罪的异化,也缺乏评价。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更新观念和思维,关注网络犯罪的组织形式和行为。与离线相比,我们应该大胆地与大量的人一起识别网络犯罪。同时,要通过对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的准确运用,充分评估网络犯罪的行为特征,最终达到打击的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阎石安教授认为,消除网络犯罪的前提是明确网络犯罪的定义。网络犯罪的核心是“控制”。网络犯罪的本质是线下犯罪的在线操作。网络犯罪的标题应该回到“有组织犯罪”的表述。现有共犯理论无法应对复杂的网络犯罪组织关系。因此,英美法系应当运用“犯罪合作”的概念,适当降低共犯从属性的解释要求,从而解决网络犯罪中不同角色的可处罚性问题。

武汉大学法学院皮勇教授明确了软暴力的认定。他指出,软暴力和硬暴力在侵犯合法利益方面具有相同的性质。基本上,它们都侵犯了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主要个人财产或其他权利,因此软暴力完全可以被列入暴力范畴。在识别软暴力时,应建立数据思维,以获取个人信息和生命周期信息为行为模式,综合考虑持续时间和有害后果。然而,尽管解释理论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更好的方法是通过立法来界定软暴力的性质。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戴石坚指出,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便利与安全之间的冲突,也导致了治理国家的低成本与治理社会的高成本、犯罪的高效益与打击犯罪的低效益之间的不和与矛盾。在评估网络恶势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时,我们不应该拘泥于犯罪的数量思考,如点击数、传播数、受控单位数和非法收益,还应该考虑对受害者的损害和技术的可操作性。目前,网络犯罪大多是结果犯,与技术侦查关系紧张。建议今后修改法律时,将部分犯罪转变为行为犯罪。此外,应尽快统一网络犯罪个人犯罪的定性和定量标准。

网络空间黑恶犯罪的综合治理

彭锋认为,网络犯罪的规制需要关注四对关系:第一,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这不会因为网络主体的弱联系而导致符合网络特征的集体犯罪的法律失范。二是国内外关系。打击网络犯罪,应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作,充分考虑海外犯罪分子在国内互联网上的犯罪行为。第三是主力和主战场的关系。司法人员的主力军应该尽快进入互联网,互联网是遏制网络犯罪的主战场。第四,前线和底线的关系。法律的完善需要紧跟网络思想斗争的前沿。遵循司法经验也应该照顾到人们的情绪。

刘俊海认为,监管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导致信用收入损失高于信用成本损失,信用成本损失高于信用收入损失,维权成本高于权利损失,这也是网络犯罪混乱的根源。为此,应从五个方面建立多层次的网络生态治理体系:第一,提高商业信息和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确保其内容准确、完整、即时、易获取和易于理解。二是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树立证据意识、规则意识和宽容意识。三是加强网络平台自律,实施“两轮”自律和行业监管。四是提高监督效率,铸造监督力量。第五,优化经营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该与网络本身的性质相一致。网络空间有两个主要特征:不受控制的信息传播和平台中介。网络犯罪的治理应符合国际一般规则,赋予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技术过滤非法信息的责任,立法也应符合客观的技术法律。

阎石安认为,对网络犯罪的监管应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控制网络货币的肆意流通,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大对技术创新的审查,切断网络犯罪的资本流动。

皮勇指出,刑法的最后手段和结果导向原则都决定了充分借助刑法打击网络犯罪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特定罪行的法定惩罚原则和公正法治原则阻止了刑法突破文本框架。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治理政策。网络犯罪的规制应坚持七点治理和三点打击的策略。这也是《指导意见》中“早罢工”、“小罢工”和“伞罢工”要求的落实和落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徐州专注于网络黑色公共关系的治理。他认为,目前对非法网络公共关系的治理呈现出多重协同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应对治理、集中治理和参与性治理。现行法律没有充分惩罚黑人公共关系,导致犯罪成本低、规范之间的趋同性差以及无法正确区分合理批评和恶意诽谤。非法经营罪和聚众斗殴罪的广泛适用也往往模糊了对类似行为定罪和量刑的具体区别。不同类型的黑人公共关系需要从更专业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否则界限无法清晰界定,警告效果将会丧失。

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中国犯罪学学会会长黄鹤认为,为期三年的扫黄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针对互联网上根深蒂固的邪恶势力,不仅符合“深挖、治本”的初衷,而且具有现实的定位。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论犯罪 第二是网络犯罪的生态,即网络犯罪成长的环境。 第三是处理网络犯罪的心态,即在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和法律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准确的攻击和有效的治理。

北京十一选五开奖结果 日博开户 福建11选5 安徽快3开奖结果 21点